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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刊扫描|咖啡馆和剧院有什么共同点?

整理:周官雨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政治,是从何时起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五百年前的欧洲,教士负责祈祷,骑士负责战斗,第三等级则负责劳作。清晰地分工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逐渐复杂化。封建制下的依附关系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保障自由的公共权力机关和依法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关系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经济市民(Wirschaftsbürger)变成了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国家也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Selbstorganisation)的媒介,政治走进了所有人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 英语Public Sphere)的概念,用以说明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变。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解释为一种历史现象,准确来说应该称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ürgerliche Öffentlichkeit)。它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这一受上层权力控制的领域又反对上层的公共权力机关,并以此对抗性为基础,在具有公共性质的问题上与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das Öffentlichkeit Raesonnement)在此前是闻所未闻的。咖啡馆、俱乐部、沙龙、报纸都成为了公共讨论的空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一书中用一幅结构图来简单阐释了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



 

这一理论甫一提出,并未引起广泛讨论。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随着历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引入历史学的讨论范围。自1989年英文译本出版至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本期外刊扫描,将带大家回顾近年来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探讨,听听18世纪的咖啡馆人们的高谈阔论,再看看16世纪末17世纪初伦敦剧院上演的《理查德二世》。


1


咖啡屋里的“旁观者”


整理自:Mr. Spectator and the Coffeehouse Public Sphe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004.

作者:Brian Cowan


1650年,犹太人雅各布在牛津开设了英国第一家咖啡馆。两年后,从土耳其来到英国的希腊人巴塞卡·罗杰也在伦敦开设了一家咖啡馆。罗杰的店开在伦敦塔西北边的证券交易所附近,地理位置优越,很多在交易所内无法获得的情报都可以在咖啡馆内获得。依照当时的消费水平,茶叶、咖啡、巧克力牛奶等多种外来饮品,都已成为民众中富裕阶层的一般消费品。只要付1便士买杯咖啡,就可以在店内阅读报纸杂志、分享情报、交流讨论,咖啡馆也因此获得了“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的称号。这一生财之道被迅速效仿,英国各地的咖啡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到1663年,伦敦的咖啡馆已有83家。到18世纪初,这一数目已增至3000。


在哈贝马斯的讨论中,咖啡馆正是公共领域的具象体现。18世纪的咖啡馆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从爵士到我自己,言论自由应该被允许。人们各怀意见来到咖啡馆,难道不该自由讨论吗?”咖啡店的老板最常被问道的问题就是“最近有什么新闻”。主理政务的官员们非常清楚咖啡馆的影响力,甚至有些官员会主动利用咖啡馆传递信息来达到个人目的。譬如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海军领导人威廉·巴腾爵士(Sir William Batten)就想将荷兰的恶行印刷成册在咖啡馆传播,以张扬主战派的声势。除此之外,咖啡馆还提供可以免费阅读的小册子和报纸,很多被禁的出版物都会以非法印刷品或手抄本的形式在咖啡馆里传播,譬如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罗马天主教发展的原因》。私人创办的报纸也借助咖啡馆这一平台发展壮大,包括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评论》(Review),理查德·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闲谈者》(The Tatler)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后者于1711年3月创刊,每日一刊,日销份数有时甚至高达3000到4000份。他们所开创的“政治范畴内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in the political realm)在后来的发展中日臻完善。


艾迪生和斯蒂尔共运营过三份杂志,分别为《闲谈者》(1709-1711),《旁观者》(1711-1714)和《卫报》(1713)。当时定期出版的刊物通常难以获得商业成功,只能通过政党赞助人的资助来维持。但艾迪生和斯蒂尔的作品却在文学市场一炮而红。他们的订阅者不仅有个人还包括众多咖啡馆。而且刊物还经常通过私人信件夹带的方式被送到伦敦之外。1711年11月,经过两人的许可,《旁观者》的忠实读者们在斯伯丁(Spalding)的青年咖啡馆定期举行名为“绅士社会”(Gentleman's Society)的聚会,共同读报并讨论其中内容。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成功和流行确实毋庸置疑,但以《旁观者》为代表的刊物,是否真的如哈贝马斯所说,是出于对公共政治的热衷呢?


我们可以姑且用“旁观者项目”(The Spectator Project)来称呼艾迪生和斯蒂尔在安妮女王统治晚年,合作进行的定期的政治文章创作。该项目确是一次重大变革,但这一改变,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言,是为了开拓“政治的公共性”(political publicness),鼓励在公共场所就政治问题进行辩论,而是为了驯服公共领域内的政治话语。王权复辟之后的英国的确出现了所谓“政治的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想化的可供大众参与的空间远没有真正融入英国的政治文化当中。不论是辉格派还是托利派,尽管他们都愿意参与到公共领域里的实际政治行动中,比如请愿、咖啡馆辩论或组织俱乐部,但是政治精英们却很难容忍一个完全自发的公共空间的存在。换而言之,咖啡馆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是公共领域的具象存在,而是公共领域内失当行为引起的焦虑集中爆发的火山口。“旁观者项目”的出现正是为了平息和引导咖啡馆内杂乱无章的讨论。

 


“铁匠边听裁缝谈新闻边等铁器冷却”(The Blacksmith lets his Iron grow cold attending to the Taylor's news),雕版画,刻于1772年。


从开始出版发行直到今天,鲜有证据可以断定艾迪生和斯蒂尔确切的党派归属。文章刚开始发表时,经常有评论者批评两人温和的无党派立场。然而随着文章的积累,更多的人开始从字里行间读到两人潜藏的辉格派立场。1709-1710年间辉格派在政治斗争中失利,托利主义死灰复燃。正是在辉格派前景不甚明朗的相当长的时段里,《旁观者》出现了。它带有明显的辉格派伦理的“礼貌性”(politeness),含蓄地质疑着高教会派(High Church)政治和道德,同时呼吁对公共政治空间的组成要素进行全面改革,努力构建一个更适合于辉格党人生存的政治社会。辉格派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得以借助《旁观者》传递到民众当中。


17世纪的英国本就是一个信息混乱的时代,民众对各种消息都怀有惊人的渴求。复辟政府面对激愤的公众舆论总是提心吊胆,一定会任命专人来把控宫廷之外的信息传播。首席出版审查官罗杰·莱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于1663年阐述了他严格控制信息传播的理由,他宣称“出版就是在和人民斗智斗勇,我永远也不会支持任何可能在民众中转移的毒瘤。充足的信息会使众人自以为清楚自身的行为,会使谏言者过于了解和挑剔他们的上级,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可以偶尔表达意见,而是获得了能够长久的干预政府的权利和许可。” 然而越是紧缩的政策,越会使民众产生逆反心理。尽管审查和管理制度越来越细化,但民间的信息流通却丝毫不见减少。


同时,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论战传统,让大部分政治信息的传播都带有强烈的倾向性,甚至有很多虚假的内容。艾迪生和斯蒂尔对这一点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过去的新闻总是带有太多的派系争论,而且过于琐碎。读者希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某些特定的信息,而是真正有启发、有思考的值得一读的内容。正如斯蒂尔在《闲谈者》的开篇词中写到的:“本刊的真正目的在于揭露生活中虚假的艺术,在于扯掉所有狡猾、虚荣、做作的伪装,倡导一种通俗而简单的衣着、话语和行为。”


艾迪生和斯蒂尔的首要竞争对手是那些道听途说的新闻传递人(newsmonger)。为了吸引注意,在传递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添油加醋的情况。艾迪生和斯蒂尔希望自己创办的报纸可以取代当时混乱的信息来源。他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设置了固定的栏目,名为“政治装修商”(political upholsterer),专门用来驳斥各种目的不纯的政治谣言,讽刺那些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新闻和公共事务长远发展的无良商人。然而事实上,乱传消息的中间人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信息流动渠道,而这些小道消息的传播也是以咖啡馆为中心。空间位置的重叠势必会削弱《旁观者》等良心媒体的公信力。《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说过,他从来不需要费心去咖啡馆,因为那里是不可靠的小道消息中心。

 


“搬弄是非的人在剃须” (Quidnunc or the Upholsterer Shaving),以《旁观者》上的讽刺画为模板,复刻与1771年,嘲笑“政治装修商”们与爱搬弄是非、说长道短的人没有区别。


大部分“咖啡馆政治家”或“咖啡馆议员”,在真正的掌握实权的政治精英眼中只是另外一类可笑的表演者。就像道听途说的新闻传递人一样,他们没法成为一个称职的政治事务解说员。他们只对自我展示很感兴趣,对良性的公共意见的形成毫无实质帮助。男人们在咖啡馆中不负责任的谈论常常被比作妇女们谈论街坊邻里的八卦。“在这里,男人们谈论一切,带着自由的大号的肺,好像说三道四的长舌妇。”这首抨击咖啡馆的顺口溜在1667年广为流传。这也是艾迪生和斯蒂尔特别希望改善的。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咖啡馆中话语实践的方式,清除其中浅薄、脆弱和不可靠的部分。


“旁观者项目”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艾迪生和斯蒂尔不只在与流言传播者和伪政治家争抢话语权,他们针对的是所有没有达到话语礼仪标准、谈论内容与自身身份不符的人。他们在文章中尖锐地讽刺了所有浪费时间的咖啡馆演说者,包括那些能说会道却没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些只会自吹自擂虚张声势的人,那些如复读机一般重复他人观点的人,那些固执己见的古板学究,那些冷眼旁观却不置一词的人,甚至是那些只能烘托气氛的歌手和起哄的人。在艾迪生和斯蒂尔看来,言说的基本规则是“不应该只取悦自己,而是为了那些听到自己声音的人。” 只有这样的谈论,才是有意义的。


“旁观者项目”对各路言说的攻击充分体现出了近代早期英国政治文化中对公共领域根深蒂固的焦虑。不管是辉格还是托利,都共同面对着上层政治权力集团与民间公共政治议论之间的鸿沟。从内容上看,《旁观者》主要攻击的对象是上层的宗教政治。这也是《旁观者》能迅速吸引大量读者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同大部分群众站在同一阵线上,抨击了日益明显的宗教狂热,尤其是高教会强调的宗教虔诚对政治领域的入侵。与此同时,它又尽量保持了公正、真实、有理有据。在成功打开局面后,它逐渐把讨论从争议太过激烈的问题上引开。这是因为过分明显的对抗很容易引来托利派的报复,况且诸如政府的契约来源和反抗君权的正当性等原则问题,确实难以迅速解决。因此,《旁观者》就将舆论引向了对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一个极端的托利派教会人士)的审判。长此以往,这些出版物便获得了一种“温和的政治影响力”(mild political influence),在民众心中为辉格派树立了一个适度、进取、礼貌的形象。


“旁观者项目”的深远影响长久地存在于整个18世纪。《闲谈者》和《旁观者》已经摆脱了时效性的束缚,逐步变为了可以反复研读的著作。文章中出现的新名词,比如“政治装修商”和“教会温度计”(the ecclesiastical thermometer)等,在18世纪的辉格派著作中常被引用。道德小品文周期性发表的模式更是被广泛效仿。一种新的政治策略的宣传模板已被成功确立。


《旁观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艾迪生和斯蒂尔对“公共领域”的“误解”。他们的作品的确因咖啡馆这一平台而广为流传,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代表了一个自由的出版系统和一个开放的舆论社会。这些出版物并非自由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他们号召的更加文明有益的公共生活,也并非出于政治民主的考虑,而是为了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目的。


2


《理查二世》与近代早期的公共领域


整理自:Shakespeare's Richard II, "Popularity," and the Early Modern Public Sphere, Shakespeare Quarterly, 2010.

作者:Jeffery S. Doty


你一定读过《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威尼斯商人》,也许还能背出两句“不爱自己,怎么能爱别人”和“我能否将你比作夏天”。但你是否了解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呢?莎士比亚一生共创作了九部以英国为背景的历史剧,涉及了包括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亨利八世在内的七位君主,刻画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君主和贵族形象。除了对历史人物和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历史剧的创作特别反映出莎士比亚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思考,譬如这里要谈到的《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故事线索非常简单,与历史事实脉络一致。成年后的理查二世(Richard II)试图限制手握实权的叔父兰卡斯特伯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Duke of Lancaster)。为此,他找借口驱逐了叔父的长子、自己的堂弟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Bolingbroke),限期10年。1399年,兰卡斯特伯爵逝世,终于掌握了权力的理查二世迅速膨胀了起来,他不仅没有借此机会与博林布鲁克和解,反而将后者的流放延长至终身,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没收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土地。国王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引起了所有贵族的恐慌,他们越发觉得理查二世的统治会使自己自身难保。同年,趁着国王北上爱尔兰平息叛乱的空档,博林布鲁克回到英格兰,纠结人马起兵反叛,得到了大部分贵族和平民的支持,并在理查二世试图返回威尔士东山再起的路上将其抓获。经过与大贵族的多次讨论,博林布鲁克宣布废黜理查二世自立为王,成为了兰开斯特王朝的开国皇帝亨利四世,于1400年将理查德处死。

  


理查二世是黑太子爱德华的幼子,由于其父和其兄均先于其祖父逝世,因此理查二世在祖父爱德华三世1377年去世后直接继承王位,当时只有10岁



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中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情感铺陈,而是借机思考了这段历史中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博林布鲁克是如何在人民爱戴的基础上篡夺王位的。按照近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表达方式,政治人物在民众中的声望高低、流行程度,都可以用“公众关注”(popularity)一词来概括。这个词语、这部戏剧的出现,都与伊丽莎白时代政治生活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Popularity”一词于15世纪末从拉丁语引入英语,它可以用来指与人民有关的一切,包括人民的衣着、习惯、风俗和政治上抽象的民主和新教等等。16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推进,人们渐渐发现,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力其实只是暂时的,它的归属和行使很多时候都要依赖于人民的意见,而民意则可以通过实际的政治行为来操纵。这样的认识在以“君权神授”为正统的16世纪90年代,带着异端的标签变相地聚合在了“公众关注”这一政治理念之下。


具体而言,“公共关注”作为一个政治理念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经常被用于派系攻讦,用来指责对手将“危险的煽动性的言论带给民众,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平稳和君民和谐”。另一个更为常用的含义,就是指一个人利用自己的公共影响来达到政治目的。这个词汇的广泛运用与16世纪90年代的派系斗争关系紧密,尤其与对埃塞克斯伯爵(Walter Devereux, Earl of Essex)的评价有关。当埃塞克斯伯爵无法通过枢密院达到自己的目标时,他就会主动寻求群众的支持,动员大家反对女王消极避战的政策。他拉拢了大量有利益诉求的非政治精英,在枢密院的派系之外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和政治影响。譬如他于1596年在加迪斯港大败西班牙,这件事就已引起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强烈不满。弗朗西斯·培根(Sir Francis Bacon)事后写信给埃塞克斯伯爵建议道,实际的公共关注(rebus)将协助他保持强硬的外交风格,也能加强他在枢密院的地位,但前提是,他必须自行疏远备受公共关注这一标签(verbis)。培根已经洞察了“公共关注”与“群众宣传”(publicity)之间辩证关系:只要尽量避免被贴上“流行”(popular)的标签,受到关注(being popular)这一事实就可以带来影响和力量。可惜埃塞克斯伯爵并没有接受培根的建议,最终在1601年,因“煽动群众”而被判叛国。



埃塞克斯伯爵肖像画


“公众关注”来自于统治阶层的成员们在公开场合进行的任何活动,既可以是蛊惑人心吸引青睐的表演或演讲,也可以是散布含有政治争论的印刷材料。这些活动存在的维度即可被称为“近代早期的公共领域”。这一表述源自雷克和平克斯(Peter Lake& Steve Pincus)的研究。虽然“近代早期的公共领域”完全不同于哈贝马斯提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它不单有助于分辨和理解“民众”这一群体,而且可以涵盖民众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复杂联系,以及在两者的互动中产生的政治后果。在雷克和平克斯看来,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晚期开始初见端倪的近代早期公共领域,并非是由普通民众自发觉醒的政治参与,而是上层政治精英走向群众的过程。尽管要面对政事公众化的风险,但是为了取得派系斗争的胜利,各方势力都给了大众一定的发言权。他们通过控制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信息和争论来操纵民意,为己方势力添砖加瓦。当然,彼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把民意纳入政治考量,实际就是把“国事”变为了“民事”,而这一变化即意味着传统的权力等级制度开始崩坏。


《理查二世》讲述的虽然是一个14世纪的故事,但却处处影射着16世纪的现实。整个剧情的发展呈X状。在前半段故事里,理查二世以一个昏庸国王的形象出现,他狂妄自大、听信谗言,在博林布鲁克的处置上全无君主应有的宽容与公正。与其相对,博林布鲁克则深受民众爱戴,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完全正面的人物。故事行至中段,博林布鲁克俘虏理查二世、自己掌权。这时,剧中第一次出现了代表民众的有分量的角色——一个园丁和理查二世的马夫。其中,园丁的形象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近代早期公共领域的出现。这位园丁在一位公爵家当差,但他在发言时却不是一个仆从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份。他在传递消息的时候会附上自己的评论。他还会把园艺转喻成国家治理,譬如他对助手说的:“切断那些长得过快的枝丫,在我们的联邦中它们太清高,在我们的统治下一切都需均衡。”“我们的联邦”(our commonwealth)和“我们的管理”(our governance)这些表达,在前半段均是博林布鲁克的专享,这里多次出现在园丁的话里,即反映出前者对后者的重大影响。园丁遂成为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典范。


故事在后半段出现了反转,这也是《理查二世》的妙处所在,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坏蛋。理查二世被捕后,无意继续争权,他的羞愧之情引起了观众的同情。而成为了亨利四世的博林布鲁克,在高涨的民意的簇拥下,下令处死理查二世。不同于剧中民众,生活在16世纪的民众清楚的知道,这一决定为后来持续多年的红白玫瑰战争埋下了祸根。同情心的逆转除了带来审美的冲击,更实现了观者对各个人物的情感的平衡。莎士比亚通过X形的剧情架构引导观众去评判论断,解剖分析。剧中的民众从园丁到愚民的转变,也会让看剧的民众不自觉地思考自身的作用和影响,思考如何正确地参与公共事务。


《理查二世》这部历史剧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统治精英与人民的互动及其影响。看戏就好像参与国事。剧院作为当时流行的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其本身的经营也和公共事务一样,要依赖于民意。在近代早期公共领域涵盖的所有空间里,剧院是最有效的制造公众的空间,因为唯有剧院可以满足观众对上层统治的双重兴趣——他们既可以看到统治者,又可以随意地品评议论。而他们在剧中获得的认知和思考都将反作用于他们的自我塑造,以便在现实生活这个更宽广的舞台上,完美诠释“人民”一角。正如莎士比亚说的,“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都不过是些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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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从何时起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五百年前的欧洲,教士负责祈祷,骑士负责战斗,第三等级则负责劳作。清晰地分工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逐渐复杂化。封建制下的依附关系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保障自由的公共权力机关和依法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关系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经济市民(Wirschaftsbürger)变成了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国家也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Selbstorganisation)的媒介,政治走进了所有人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 英语Public Sphere)的概念,用以说明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变。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解释为一种历史现象,准确来说应该称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ürgerliche Öffentlichkeit)。它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这一受上层权力控制的领域又反对上层的公共权力机关,并以此对抗性为基础,在具有公共性质的问题上与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das Öffentlichkeit Raesonnement)在此前是闻所未闻的。咖啡馆、俱乐部、沙龙、报纸都成为了公共讨论的空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一书中用一幅结构图来简单阐释了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



 

这一理论甫一提出,并未引起广泛讨论。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随着历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引入历史学的讨论范围。自1989年英文译本出版至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本期外刊扫描,将带大家回顾近年来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探讨,听听18世纪的咖啡馆人们的高谈阔论,再看看16世纪末17世纪初伦敦剧院上演的《理查德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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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屋里的“旁观者”


整理自:Mr. Spectator and the Coffeehouse Public Sphe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004.

作者:Brian Cowan


1650年,犹太人雅各布在牛津开设了英国第一家咖啡馆。两年后,从土耳其来到英国的希腊人巴塞卡·罗杰也在伦敦开设了一家咖啡馆。罗杰的店开在伦敦塔西北边的证券交易所附近,地理位置优越,很多在交易所内无法获得的情报都可以在咖啡馆内获得。依照当时的消费水平,茶叶、咖啡、巧克力牛奶等多种外来饮品,都已成为民众中富裕阶层的一般消费品。只要付1便士买杯咖啡,就可以在店内阅读报纸杂志、分享情报、交流讨论,咖啡馆也因此获得了“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的称号。这一生财之道被迅速效仿,英国各地的咖啡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到1663年,伦敦的咖啡馆已有83家。到18世纪初,这一数目已增至3000。


在哈贝马斯的讨论中,咖啡馆正是公共领域的具象体现。18世纪的咖啡馆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从爵士到我自己,言论自由应该被允许。人们各怀意见来到咖啡馆,难道不该自由讨论吗?”咖啡店的老板最常被问道的问题就是“最近有什么新闻”。主理政务的官员们非常清楚咖啡馆的影响力,甚至有些官员会主动利用咖啡馆传递信息来达到个人目的。譬如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海军领导人威廉·巴腾爵士(Sir William Batten)就想将荷兰的恶行印刷成册在咖啡馆传播,以张扬主战派的声势。除此之外,咖啡馆还提供可以免费阅读的小册子和报纸,很多被禁的出版物都会以非法印刷品或手抄本的形式在咖啡馆里传播,譬如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罗马天主教发展的原因》。私人创办的报纸也借助咖啡馆这一平台发展壮大,包括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评论》(Review),理查德·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闲谈者》(The Tatler)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后者于1711年3月创刊,每日一刊,日销份数有时甚至高达3000到4000份。他们所开创的“政治范畴内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in the political realm)在后来的发展中日臻完善。


艾迪生和斯蒂尔共运营过三份杂志,分别为《闲谈者》(1709-1711),《旁观者》(1711-1714)和《卫报》(1713)。当时定期出版的刊物通常难以获得商业成功,只能通过政党赞助人的资助来维持。但艾迪生和斯蒂尔的作品却在文学市场一炮而红。他们的订阅者不仅有个人还包括众多咖啡馆。而且刊物还经常通过私人信件夹带的方式被送到伦敦之外。1711年11月,经过两人的许可,《旁观者》的忠实读者们在斯伯丁(Spalding)的青年咖啡馆定期举行名为“绅士社会”(Gentleman's Society)的聚会,共同读报并讨论其中内容。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成功和流行确实毋庸置疑,但以《旁观者》为代表的刊物,是否真的如哈贝马斯所说,是出于对公共政治的热衷呢?


我们可以姑且用“旁观者项目”(The Spectator Project)来称呼艾迪生和斯蒂尔在安妮女王统治晚年,合作进行的定期的政治文章创作。该项目确是一次重大变革,但这一改变,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言,是为了开拓“政治的公共性”(political publicness),鼓励在公共场所就政治问题进行辩论,而是为了驯服公共领域内的政治话语。王权复辟之后的英国的确出现了所谓“政治的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想化的可供大众参与的空间远没有真正融入英国的政治文化当中。不论是辉格派还是托利派,尽管他们都愿意参与到公共领域里的实际政治行动中,比如请愿、咖啡馆辩论或组织俱乐部,但是政治精英们却很难容忍一个完全自发的公共空间的存在。换而言之,咖啡馆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是公共领域的具象存在,而是公共领域内失当行为引起的焦虑集中爆发的火山口。“旁观者项目”的出现正是为了平息和引导咖啡馆内杂乱无章的讨论。

 


“铁匠边听裁缝谈新闻边等铁器冷却”(The Blacksmith lets his Iron grow cold attending to the Taylor's news),雕版画,刻于1772年。


从开始出版发行直到今天,鲜有证据可以断定艾迪生和斯蒂尔确切的党派归属。文章刚开始发表时,经常有评论者批评两人温和的无党派立场。然而随着文章的积累,更多的人开始从字里行间读到两人潜藏的辉格派立场。1709-1710年间辉格派在政治斗争中失利,托利主义死灰复燃。正是在辉格派前景不甚明朗的相当长的时段里,《旁观者》出现了。它带有明显的辉格派伦理的“礼貌性”(politeness),含蓄地质疑着高教会派(High Church)政治和道德,同时呼吁对公共政治空间的组成要素进行全面改革,努力构建一个更适合于辉格党人生存的政治社会。辉格派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得以借助《旁观者》传递到民众当中。


17世纪的英国本就是一个信息混乱的时代,民众对各种消息都怀有惊人的渴求。复辟政府面对激愤的公众舆论总是提心吊胆,一定会任命专人来把控宫廷之外的信息传播。首席出版审查官罗杰·莱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于1663年阐述了他严格控制信息传播的理由,他宣称“出版就是在和人民斗智斗勇,我永远也不会支持任何可能在民众中转移的毒瘤。充足的信息会使众人自以为清楚自身的行为,会使谏言者过于了解和挑剔他们的上级,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可以偶尔表达意见,而是获得了能够长久的干预政府的权利和许可。” 然而越是紧缩的政策,越会使民众产生逆反心理。尽管审查和管理制度越来越细化,但民间的信息流通却丝毫不见减少。


同时,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论战传统,让大部分政治信息的传播都带有强烈的倾向性,甚至有很多虚假的内容。艾迪生和斯蒂尔对这一点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过去的新闻总是带有太多的派系争论,而且过于琐碎。读者希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某些特定的信息,而是真正有启发、有思考的值得一读的内容。正如斯蒂尔在《闲谈者》的开篇词中写到的:“本刊的真正目的在于揭露生活中虚假的艺术,在于扯掉所有狡猾、虚荣、做作的伪装,倡导一种通俗而简单的衣着、话语和行为。”


艾迪生和斯蒂尔的首要竞争对手是那些道听途说的新闻传递人(newsmonger)。为了吸引注意,在传递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添油加醋的情况。艾迪生和斯蒂尔希望自己创办的报纸可以取代当时混乱的信息来源。他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设置了固定的栏目,名为“政治装修商”(political upholsterer),专门用来驳斥各种目的不纯的政治谣言,讽刺那些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新闻和公共事务长远发展的无良商人。然而事实上,乱传消息的中间人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信息流动渠道,而这些小道消息的传播也是以咖啡馆为中心。空间位置的重叠势必会削弱《旁观者》等良心媒体的公信力。《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说过,他从来不需要费心去咖啡馆,因为那里是不可靠的小道消息中心。

 


“搬弄是非的人在剃须” (Quidnunc or the Upholsterer Shaving),以《旁观者》上的讽刺画为模板,复刻与1771年,嘲笑“政治装修商”们与爱搬弄是非、说长道短的人没有区别。


大部分“咖啡馆政治家”或“咖啡馆议员”,在真正的掌握实权的政治精英眼中只是另外一类可笑的表演者。就像道听途说的新闻传递人一样,他们没法成为一个称职的政治事务解说员。他们只对自我展示很感兴趣,对良性的公共意见的形成毫无实质帮助。男人们在咖啡馆中不负责任的谈论常常被比作妇女们谈论街坊邻里的八卦。“在这里,男人们谈论一切,带着自由的大号的肺,好像说三道四的长舌妇。”这首抨击咖啡馆的顺口溜在1667年广为流传。这也是艾迪生和斯蒂尔特别希望改善的。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咖啡馆中话语实践的方式,清除其中浅薄、脆弱和不可靠的部分。


“旁观者项目”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艾迪生和斯蒂尔不只在与流言传播者和伪政治家争抢话语权,他们针对的是所有没有达到话语礼仪标准、谈论内容与自身身份不符的人。他们在文章中尖锐地讽刺了所有浪费时间的咖啡馆演说者,包括那些能说会道却没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些只会自吹自擂虚张声势的人,那些如复读机一般重复他人观点的人,那些固执己见的古板学究,那些冷眼旁观却不置一词的人,甚至是那些只能烘托气氛的歌手和起哄的人。在艾迪生和斯蒂尔看来,言说的基本规则是“不应该只取悦自己,而是为了那些听到自己声音的人。” 只有这样的谈论,才是有意义的。


“旁观者项目”对各路言说的攻击充分体现出了近代早期英国政治文化中对公共领域根深蒂固的焦虑。不管是辉格还是托利,都共同面对着上层政治权力集团与民间公共政治议论之间的鸿沟。从内容上看,《旁观者》主要攻击的对象是上层的宗教政治。这也是《旁观者》能迅速吸引大量读者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同大部分群众站在同一阵线上,抨击了日益明显的宗教狂热,尤其是高教会强调的宗教虔诚对政治领域的入侵。与此同时,它又尽量保持了公正、真实、有理有据。在成功打开局面后,它逐渐把讨论从争议太过激烈的问题上引开。这是因为过分明显的对抗很容易引来托利派的报复,况且诸如政府的契约来源和反抗君权的正当性等原则问题,确实难以迅速解决。因此,《旁观者》就将舆论引向了对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一个极端的托利派教会人士)的审判。长此以往,这些出版物便获得了一种“温和的政治影响力”(mild political influence),在民众心中为辉格派树立了一个适度、进取、礼貌的形象。


“旁观者项目”的深远影响长久地存在于整个18世纪。《闲谈者》和《旁观者》已经摆脱了时效性的束缚,逐步变为了可以反复研读的著作。文章中出现的新名词,比如“政治装修商”和“教会温度计”(the ecclesiastical thermometer)等,在18世纪的辉格派著作中常被引用。道德小品文周期性发表的模式更是被广泛效仿。一种新的政治策略的宣传模板已被成功确立。


《旁观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艾迪生和斯蒂尔对“公共领域”的“误解”。他们的作品的确因咖啡馆这一平台而广为流传,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代表了一个自由的出版系统和一个开放的舆论社会。这些出版物并非自由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他们号召的更加文明有益的公共生活,也并非出于政治民主的考虑,而是为了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目的。


2


《理查二世》与近代早期的公共领域


整理自:Shakespeare's Richard II, "Popularity," and the Early Modern Public Sphere, Shakespeare Quarterly, 2010.

作者:Jeffery S. Doty


你一定读过《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威尼斯商人》,也许还能背出两句“不爱自己,怎么能爱别人”和“我能否将你比作夏天”。但你是否了解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呢?莎士比亚一生共创作了九部以英国为背景的历史剧,涉及了包括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亨利八世在内的七位君主,刻画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君主和贵族形象。除了对历史人物和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历史剧的创作特别反映出莎士比亚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思考,譬如这里要谈到的《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故事线索非常简单,与历史事实脉络一致。成年后的理查二世(Richard II)试图限制手握实权的叔父兰卡斯特伯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Duke of Lancaster)。为此,他找借口驱逐了叔父的长子、自己的堂弟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Bolingbroke),限期10年。1399年,兰卡斯特伯爵逝世,终于掌握了权力的理查二世迅速膨胀了起来,他不仅没有借此机会与博林布鲁克和解,反而将后者的流放延长至终身,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没收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土地。国王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引起了所有贵族的恐慌,他们越发觉得理查二世的统治会使自己自身难保。同年,趁着国王北上爱尔兰平息叛乱的空档,博林布鲁克回到英格兰,纠结人马起兵反叛,得到了大部分贵族和平民的支持,并在理查二世试图返回威尔士东山再起的路上将其抓获。经过与大贵族的多次讨论,博林布鲁克宣布废黜理查二世自立为王,成为了兰开斯特王朝的开国皇帝亨利四世,于1400年将理查德处死。

  


理查二世是黑太子爱德华的幼子,由于其父和其兄均先于其祖父逝世,因此理查二世在祖父爱德华三世1377年去世后直接继承王位,当时只有10岁



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中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情感铺陈,而是借机思考了这段历史中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博林布鲁克是如何在人民爱戴的基础上篡夺王位的。按照近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表达方式,政治人物在民众中的声望高低、流行程度,都可以用“公众关注”(popularity)一词来概括。这个词语、这部戏剧的出现,都与伊丽莎白时代政治生活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Popularity”一词于15世纪末从拉丁语引入英语,它可以用来指与人民有关的一切,包括人民的衣着、习惯、风俗和政治上抽象的民主和新教等等。16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推进,人们渐渐发现,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力其实只是暂时的,它的归属和行使很多时候都要依赖于人民的意见,而民意则可以通过实际的政治行为来操纵。这样的认识在以“君权神授”为正统的16世纪90年代,带着异端的标签变相地聚合在了“公众关注”这一政治理念之下。


具体而言,“公共关注”作为一个政治理念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经常被用于派系攻讦,用来指责对手将“危险的煽动性的言论带给民众,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平稳和君民和谐”。另一个更为常用的含义,就是指一个人利用自己的公共影响来达到政治目的。这个词汇的广泛运用与16世纪90年代的派系斗争关系紧密,尤其与对埃塞克斯伯爵(Walter Devereux, Earl of Essex)的评价有关。当埃塞克斯伯爵无法通过枢密院达到自己的目标时,他就会主动寻求群众的支持,动员大家反对女王消极避战的政策。他拉拢了大量有利益诉求的非政治精英,在枢密院的派系之外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和政治影响。譬如他于1596年在加迪斯港大败西班牙,这件事就已引起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强烈不满。弗朗西斯·培根(Sir Francis Bacon)事后写信给埃塞克斯伯爵建议道,实际的公共关注(rebus)将协助他保持强硬的外交风格,也能加强他在枢密院的地位,但前提是,他必须自行疏远备受公共关注这一标签(verbis)。培根已经洞察了“公共关注”与“群众宣传”(publicity)之间辩证关系:只要尽量避免被贴上“流行”(popular)的标签,受到关注(being popular)这一事实就可以带来影响和力量。可惜埃塞克斯伯爵并没有接受培根的建议,最终在1601年,因“煽动群众”而被判叛国。



埃塞克斯伯爵肖像画


“公众关注”来自于统治阶层的成员们在公开场合进行的任何活动,既可以是蛊惑人心吸引青睐的表演或演讲,也可以是散布含有政治争论的印刷材料。这些活动存在的维度即可被称为“近代早期的公共领域”。这一表述源自雷克和平克斯(Peter Lake& Steve Pincus)的研究。虽然“近代早期的公共领域”完全不同于哈贝马斯提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它不单有助于分辨和理解“民众”这一群体,而且可以涵盖民众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复杂联系,以及在两者的互动中产生的政治后果。在雷克和平克斯看来,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晚期开始初见端倪的近代早期公共领域,并非是由普通民众自发觉醒的政治参与,而是上层政治精英走向群众的过程。尽管要面对政事公众化的风险,但是为了取得派系斗争的胜利,各方势力都给了大众一定的发言权。他们通过控制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信息和争论来操纵民意,为己方势力添砖加瓦。当然,彼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把民意纳入政治考量,实际就是把“国事”变为了“民事”,而这一变化即意味着传统的权力等级制度开始崩坏。


《理查二世》讲述的虽然是一个14世纪的故事,但却处处影射着16世纪的现实。整个剧情的发展呈X状。在前半段故事里,理查二世以一个昏庸国王的形象出现,他狂妄自大、听信谗言,在博林布鲁克的处置上全无君主应有的宽容与公正。与其相对,博林布鲁克则深受民众爱戴,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完全正面的人物。故事行至中段,博林布鲁克俘虏理查二世、自己掌权。这时,剧中第一次出现了代表民众的有分量的角色——一个园丁和理查二世的马夫。其中,园丁的形象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近代早期公共领域的出现。这位园丁在一位公爵家当差,但他在发言时却不是一个仆从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份。他在传递消息的时候会附上自己的评论。他还会把园艺转喻成国家治理,譬如他对助手说的:“切断那些长得过快的枝丫,在我们的联邦中它们太清高,在我们的统治下一切都需均衡。”“我们的联邦”(our commonwealth)和“我们的管理”(our governance)这些表达,在前半段均是博林布鲁克的专享,这里多次出现在园丁的话里,即反映出前者对后者的重大影响。园丁遂成为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典范。


故事在后半段出现了反转,这也是《理查二世》的妙处所在,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坏蛋。理查二世被捕后,无意继续争权,他的羞愧之情引起了观众的同情。而成为了亨利四世的博林布鲁克,在高涨的民意的簇拥下,下令处死理查二世。不同于剧中民众,生活在16世纪的民众清楚的知道,这一决定为后来持续多年的红白玫瑰战争埋下了祸根。同情心的逆转除了带来审美的冲击,更实现了观者对各个人物的情感的平衡。莎士比亚通过X形的剧情架构引导观众去评判论断,解剖分析。剧中的民众从园丁到愚民的转变,也会让看剧的民众不自觉地思考自身的作用和影响,思考如何正确地参与公共事务。


《理查二世》这部历史剧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统治精英与人民的互动及其影响。看戏就好像参与国事。剧院作为当时流行的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其本身的经营也和公共事务一样,要依赖于民意。在近代早期公共领域涵盖的所有空间里,剧院是最有效的制造公众的空间,因为唯有剧院可以满足观众对上层统治的双重兴趣——他们既可以看到统治者,又可以随意地品评议论。而他们在剧中获得的认知和思考都将反作用于他们的自我塑造,以便在现实生活这个更宽广的舞台上,完美诠释“人民”一角。正如莎士比亚说的,“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都不过是些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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